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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严治积分兑换的运营商“李鬼”******

李英锋

　　“差点就‘入坑’了。”日前，北京市朝阳区消费者李女士告诉记者，1月2日，她收到一条积分即将到期的短信，告诉她需尽快打开链接兑换商品，否则积分就会在1月3日清零。她以为是移动手机号的积分，想着以前也兑换过话费，就打开链接看看。但在选完商品、填好地址之后，准备付差价之前，李女士觉得有必要跟10086客服核实一下商品的原价，一核实才知道该活动并非官方活动。(1月10日《工人日报》)

　　表面上看是用积分兑换福利，实则是坑骗消费者的陷阱。一些经营者冒充品牌客服、模仿三大运营商服务号码向消费者发送短信，用手机话费积分限期兑换、过期清零的“忽悠术”来给消费者制造积分兑换的紧迫感，诱导消费者进入所谓的积分商城，并用大比例的“打折优惠”来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积分“兑换欲”。然而，消费者在这样的山寨积分兑换活动中得到的很可能是虚假打折商品、质次价高商品、假冒伪劣商品、库存积压商品，不仅得不到实惠，还可能会被经营者“薅羊毛”“割韭菜”，既失分，又失财。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有的经营者通过山寨积分兑换模式骗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继而通过出售、泄露、广告营销、不法使用等方式进一步侵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安宁权等权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息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目标。

　　诱导消费者进行积分兑换的运营商“李鬼”，踩踏了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涉嫌虚假夸大宣传、价格欺诈、销售假劣商品、仿冒混淆销售。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等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妨碍了公平竞争，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抹黑了被仿冒、被模仿的电信运营商的名誉、形象，侵犯了相关运营商的合法权益。

　　对于此类积分兑换“李鬼”，一定要严防严治。电信服务经营者要通过“大数据+人工”的方式加强对积分兑换类短信、号段的监测核实，一旦发现冒充移动、联通等运营商发送积分兑换短信或涉诈异常信息的行为，及时采取屏蔽、拦截、断链等措施，实时动态封堵，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启动全链条深层治理。

　　主流运营商应联合网络平台对各类积分兑换商城进行排查，对官方兑换商城进行标记，对仿冒的兑换商城进行揭露，向消费者发布警示信息。市场监管等部门还有必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对仿冒兑换商城的治理，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仿冒、售假等违法行为，该处罚处罚，该责改责改，该曝光曝光，该拉“黑”拉“黑”，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充分释放法律的惩戒、震慑、警示、教育、拒止功能。

　　此外，消费者也应在收到积分兑换类短信时擦亮眼睛，多长个心眼，多一分理性和谨慎，少一分轻信盲从，通过官方渠道积极对比、核实有关信息，规避侵权陷阱。

　　只有各方责任主体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从严防治，让积分兑换“李鬼”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积分兑换“李鬼”才会寸步难行，才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

　　漫画/陈彬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